山仑常年坚持在田间工作。受访者供图
西吉、海原、固原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如今，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已经成了寸土寸金的“金沙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封感谢信里，这样写道：“宁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初，山仑等专家进入上黄村等地，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使生产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山仑，“黄土高原上的昆仑山”。作为我国“旱地农业”的奠基人、作物生理学和作物栽培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是最早倡导加快我国旱地农业发展的专家之一，他主张将提高旱农生产力和改善旱区生态环境相结合，并成功地将旱农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技术加以衔接，形成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旱农技术体系，探索出了旱地农业良性生态体系的新路子。
山为姓，仑为名，这是来自我父母的祝福，他们希望我能以昆仑山的威武和黄土高原的雄壮为榜样，顶天立地，为国家作贡献。
1933年1月，我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父亲在一家报关行当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
从我记事起，就是在母亲“要好好学习”的教育中长大的。母亲对孩子很严格，常常对我和哥哥强调“不受苦中苦，难成人上人”的观念，她反对孩子们长大后从政或者经商，她认为，努力学习并掌握一门技术的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母亲十分爱国，读过书，懂历史，她常常给我们讲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她崇拜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岳飞、林则徐等人的故事。
当年虽然国家动荡，家庭经济拮据，但是母亲从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并始终激励我们要发奋读书、靠知识生存，是母亲的坚持不懈，让我最终进入了通往科学圣殿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仍然倍感幸运和感恩。母亲留给我的爱国、刚毅、正直、宽厚、忍耐、乐观、上进等品德更成为我终身享用不尽的财富，使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执着地坚持理想，勇敢地面对困难，能够宽容地待人，公正地处事。
旧中国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但同时，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也更加坚定了我发奋读书的决心，坚定了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在学习方面并未表现出任何优于别人的天分，我记忆力一般，学习成绩中等。上小学时，数学等作业常需哥哥辅导着完成，哥哥有时也难免抱怨：“你怎么这么笨呢!”我还记得有一次地理课上的画图作业，也因完成得不好被老师打回重做。
1950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父亲不大赞成，因为按家里当时的经济条件，供养两个大学生存在困难。但一心想让我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母亲极力支持。最终，我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由于爱好文学，我起初有学文的意愿。但老师动员说：“要有出息就学一门技术。”受这种思想影响，我报了农学院。现在回想，报考的时候自己对学农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认识，似乎仅仅是出于一种亲近大自然的心境吧。但谁能想到，这看似随意的选择，却框定了我一生的选择。
读书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一是因为这两门课的老师教得好，吸引人；二是我本身喜欢大自然，对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土壤中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内容充满了兴趣。因此，虽然这两门课相对其他课程更复杂，但还是激发了我努力探究的欲望，所以成绩很好。后来我选择从事抗旱生理研究，到开辟出旱地农业生理生态新领域，其实都起源于大学时感兴趣的这些专业课。
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实践精神一般，一段时间里对上实验课缺乏兴趣。还记得一位负责实习的老师曾这样对我说:“你在实习方面应当像在学习上一样的好。”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这个缺点，我也改了几十年。
改正大学时的缺点，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也是推动我后来事业成功的一个要素。我认为，科研能力必须通过实践环节，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提高。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不通过实践，就不会转变为较高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后来，我也是用几十年的亲身实践，证实了实践的不可替代性。
1954年8月，大学毕业后，带着“服从党的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革命热情，带着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豪迈和激情，特别是母亲的希冀，我来到了陕西杨凌，开始了扎根杨凌60多年的科研生涯。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黄土高原，老师带我们在甘肃天水、定西、兰州等黄土丘陵区调查，我震惊于那样的广种薄收、劳而无获，痛心于那种烧草根、吃糠面的艰辛生活。
特别是在甘肃定西，我目睹了这一幕场景：农民跪在龟裂的田埂上祈求雨水，孩子捧着掺了草根的糠面糊糊。一位老农拉着我的手：“专家同志，咱这地真能长出粮食？”我喉咙发紧，答不上话。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看到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干旱问题的严峻，意识到了自己即将开始的这份科学事业的艰巨和重要。
20世纪70年代，我们去陕西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的前身茶坊基点锻炼，团队挤在土炕上，每个炕都被挤得密不透风，翻个身要喊“一、二、三！”不然一个人难以完成，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艰苦已经成为幸运和自豪的组成部分。
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西海固定义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79年，我受命担任固原基点负责人，从安塞转战固原。这里也成为我全面开展旱农研究的现实根源，成为我的主战场。我在这里总结出了粮食生产是自给性的、林业建设是保护性的、牧业生产是商品性的“三性”概念，明确了当地的自然与经济优势，肯定了固原县农林牧业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在黄土丘陵区农业建设目标上“三性”概念的首次公开提出。
1981年，我被任命为固原县委副书记，也是中国科学院人员里最早被地方任命的科技副职。1982年，固原基点在上黄村建立了试验示范区，这里生态经济严重失调，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呈现出尖锐矛盾，我们以生物措施为主，采取了一先行（草灌先行）、二侧重（侧重抓人工种草，侧重抓旱作农业与化肥深施）、三同步（退耕种草、提高粮食单产和发展牧业同步）的技术路线，到了1985年，上黄试验区林草覆盖率达到70%，粮食单产提高91%，人均纯收入达355元，比试验区建立前提高了5倍多，农民捧着金灿灿的麦穗哭出声来。
我们探索实践的“上黄经验”——“宜林荒山绿化，坡耕地梯田化，平川地高效集约化，不断提高生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致富技能”，成为宁南山区生态治理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称赞并要求在西部地区推广。
在我看来，一辈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就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长期培养。20世纪80年代，我曾有三次离开杨凌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就在黄土高原，我的根已经扎进黄土了，拔出来会疼，我必须留下来深扎黄土，我舍不得离开。
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关旱地农业生理生态研究已经系统开展，但节水农业是当时国家的需求，我开始向节水农业研究方向转移。我看到了水资源紧缺问题更有普遍性和重要意义，同时节水与抗旱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我开始在多种场合，利用多种机会大力宣传并倡导节水农业。
我的治学格言是“遵循科学道德，倡导科学精神：实践——科学精神的基础，创新——科学精神的本质，奉献——科学精神的灵魂”。这是我在整个科研生涯中为自己树立的一个标尺，也是我在后来培养学生过程中潜移默化灌输的以“为人”为核心的“为学”之道。
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我一直注重“吃苦”教育，“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也是我自小从母亲身上受到的启蒙教育之一。我始终认为，吃苦精神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
跟随我时间最长的一名学生邓西平，我安排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固原基点，七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喝混着泥沙的窖水，吃泛着土腥味的清汤面，实地熟悉黄土丘陵区的地貌特征。还记得邓西平第一次喝窖水后腹泻了三天，我笑着说：“这水比苏联的伏特加烈多了！”
“博学”也是我一直注重的，我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博览群书，才能全面发展。在新知识、新技能面前，我始终把自己当成学生，不仅自己努力学习，也向有一技之长的人去学习，在我心里，有些领域，学生也是我的老师。
我们这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主修的都是俄语，直到80年代才参加了英语培训班但学得不好。后来我就自学，快50岁了还和青年人一起背单词、听录音、练口语，硬是学会了。198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第一次用英语主持了大会还作了报告，这激励我继续学习。1995年，在日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又用英语作了报告，会后也能自如地和国外专家交流。除了自学，我也时常向我的研究生请教，英语就这样学了出来。我对计算机的学习也是同样的，向年轻人学习，因为这些都是对工作有益的新鲜事物。
如今，回望科研历程，我觉得以穷追不舍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追求目标很重要，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有系统性和连续性，虽然我遭受了很多挫折和困惑，但它们没有击败我，因为我始终相信坚持正确的方向不动摇，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责任心和事业心，毕竟科研是个积累过程，中间难免遇到困难，所以能否看准目标坚持下来，是能否将研究做好的重要因素，坚持住是最重要的。
《中国教育报》2025年04月03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通讯员 杨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