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正确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进一步以绿色低碳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如何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践行、处处绿色”的生态文化氛围？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于颖 本报记者
■嘉 宾：杜欢政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特聘教授、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
周冯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长、研究员
杜仕菊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位于江苏盐城的黄海湿地是我国第一处滨海湿地。成群的麋鹿和远处的风力发电机交相辉映，绘就了一幅绿色生态画卷。新华社图
主持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刻认识生态安全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及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
杜欢政：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议题，而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我国从“污染防治”向“系统治理”和“源头预防”全面转型，生态安全战略地位提升。
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仍面临诸多问题，部分地区生态恢复能力脆弱；二是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增加了自然灾害与产业不稳定风险；三是生态治理体系和科技支撑能力尚不健全，数据、制度和能力建设存在短板，绿色转型路径仍需优化。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亟需将生态安全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和应急管理体系，推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布局、科技成果转化、乡村振兴等政策融合，支持建设绿色产业园、生态修复试点和城乡绿色基础设施，实现生态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增强生态制度执行力与治理效能，切实推进绿色要素融入发展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周冯琦：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生态安全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维护生态安全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底线。
我国虽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的生态安全形势仍然严峻。一是“三生空间”（生产、生活、生态）冲突仍未缓解，河湖湿地退化、近海生态系统恶化等现状仍未得到根治；二是自然资源超采的问题仍然存在；三是生态系统脆弱区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四是生物多样性持续面临威胁，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破坏本土生态平衡；五是气候变化加剧生态风险，极端天气频发，威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安全和生态稳定性。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律支撑体系，加快探索建立生态安全干部责任制度，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加快建立国家生态安全评估预警体系，构建国家生态安全综合数据库；加快推进一批国家生态安全保障重大工程，提升生态安全保障的系统性。
杜仕菊：生态安全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关系的具体体现，不仅关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稳定发展紧密相连，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绿色基石。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生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全底线，要围绕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实际工作，完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建章立制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创新提升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效能，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把握好改革的目标任务？
杜欢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根本性问题，推动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局部走向系统。围绕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体系、监管体系、政策体系和考核体系，奠定了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使绿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强调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生态红线、资源约束和环境标准制度供给，推动生态制度向更系统、更精准、更具执行力转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把握改革任务，关键在于三方面突破：一是加快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二是推动形成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完善能源、产业、交通、城乡等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制度支撑；三是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法治、科技、金融等协同支撑，提升生态保护的统筹性与执行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周冯琦：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污染减排空间缩窄、环境质量改善难度增大的平台期、攻坚期，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健康宜居的居住环境的需求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提升人民生态福祉的新要求、新任务。
要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和系统治理。通过加大污染源排查力度，织密环境监管网络等手段，提升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水平，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通过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的系统部署和推进，实现生态环境面貌的整体改善。
要深化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探索和制度改革。目前的生态环境监管对象正从工业源、移动源向社会源、生活源等更多领域拓展，噪声、油烟气等身边的环境问题投诉不断增多，监管执法力量捉襟见肘。应加快探索政府与街道、社区的协同联动机制和环境治理权责共担机制，探索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参与机制。
要推动健康导向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生态环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安全，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环境治理评价的指标和标准，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传染病预防等事关人民身心健康的工作紧密结合，形成信息互通、风险预警等联动机制。
杜仕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首先，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是支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根基。要完善美丽中国建设“1+1+N”实施体系，深化推进落实机制，研究制定成效考核办法。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着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数智化转型。积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其次，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研究制定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健全环境风险管控体系的实施意见。
此外，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强化控排企业碳排放管理。加快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标准体系、碳足迹管理体系，推动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设等。
主持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如何进一步发挥改革的驱动作用，为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杜欢政：“十四五”以来，绿色转型已从理念导向走向政策主导与实践落地阶段。将绿色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体现了国家对绿色生产力的高度重视和系统部署。
推动绿色转型深入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强化制度创新与结构性调整的协同驱动。一方面，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补偿和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机制，引导绿色要素向高效、清洁、低碳产业集聚；另一方面，应系统推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绿色升级，打造“绿色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资产化”协同联动的新发展体系，建设数字化追溯平台，推动绿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前改革的重点在于打通绿色发展“最后一公里”。这包括：完善绿色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绿色产品认证与公共采购联动机制；推动碳达峰“1+N”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强化地方差异化、分阶段的碳排放治理路径；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低碳人才体系建设，发挥数字技术在资源效率提升和碳排放监测中的叠加效应，以技术创新重塑绿色竞争优势。
周冯琦：要深化环境要素配置机制改革，激励绿色低碳创新。生态环境规制在经济发展中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创新，也能够通过环境规制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引导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因此，要加大环境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排放标准的修订、排污权许可制度的完善，推动和倒逼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
要平衡守底线与促发展的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要由监管约束为主向监管和服务并举转变，持续优化惠企、助企政策。具体而言，要深化包容审慎监管、正面清单等“放管服”改革。结合智慧环保平台，联合第三方机构，推出生态环境准入审批、技术咨询、个性化信息等助企服务。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大非现场执法的应用范围、智能化自动审批的覆盖范围等。
要防控新型潜在环境风险，促进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伴随的能耗压力和电子废弃物，储能产业潜在的重金属、危险化学品污染和安全风险，低空经济的噪声和移动源污染，以及生物医药产业潜在的新污染物风险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要深化跨前做好研究、预判和应对方案，健全新污染物监管、评估、处理的标准和制度体系。
杜仕菊：发展绿色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选择。我们不仅要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还要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绿色低碳科技的自主发展。同时，必须将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污染物治理以及核安全等领域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核心领域，加强技术攻关。
在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建设相关创新平台的过程中，提高绿色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要加强数字赋能，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并实施生态环境信息化工程，以加快建立现代化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此外，依托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来培养选拔创新人才和团队，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弘扬生态文化，汇聚共建美丽中国的磅礴力量”。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也突出强调“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如何发挥好生态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
杜欢政：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撑，在推动绿色转型、提升全民环保意识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生态文化应融入教育、传播、生活等各个层面，将促进生态文化的实践价值从理念层面加快向制度化、常态化落实。
发挥好生态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最重要的是将其系统嵌入国民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到高校再到职业培训，应设置涵盖生态文明、绿色生活、碳中和知识的课程模块，推动绿色理念从小培养、全面普及。同时，应推动生态文化与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绿色校园”“生态工厂”和“绿色社区”，让生态文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在传播层面，应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宣传活动。例如，组织“美丽中国”主题展览、生态公益短视频大赛、植树节全民行动等，用通俗易懂、情感共鸣的方式讲好绿色故事。在当前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可以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化传播品牌。
此外，强化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联动机制。鼓励各地结合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挖掘和转化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如建设生态主题公园、绿色乡村体验基地等，提升公众绿色认同感和参与度。通过制度设计将公众生态行为与绿色积分、碳账户、生态奖惩机制等挂钩，形成“人人践行、处处绿色”的社会氛围。
周冯琦：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态思想，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都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绿色基因。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既是时代所需，也是文化传承。
强化全民生态教育。一方面要利用多种方式进行科普，拓展生态科普的传播渠道，丰富生态科普的表现形式，强化对生态科普内容的审核和监管；另一方面要发挥学校教育的带动作用，开设生态知识通识课程，并纳入学生综合评定体系，通过学生向家长、社会传播，形成“小手拉大手”的良好互动。
构建多维激励组合。目前对绿色低碳消费、行为的激励方式多局限于补贴、优惠等，效果有限。下一步，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将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绿色低碳行为形成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绿色低碳资产，形成多元化的经济激励。同时，利用社交平台形成可追溯记录、可分享排名的绿色低碳个人展示形象，激发荣誉激励。
打造多元生态文化符号。既要不断丰富与生态文化相关的影视作品、文化产品、动漫形象、文创产品供给，又要积极探索和开发诸如生态文化地标、生态文化节庆、生态时尚秀场等多元载体。
杜仕菊：生态文化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底层逻辑，其发展不仅关乎环境保护，更是文明存续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化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又为生态文化建设指明方向，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生态文化在不断发展中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引领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向。一方面要坚持思想引导。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阐释，形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底色、以各地地域文化为特色、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大格局。
